“透明”的幼儿园：困在监控里的家长和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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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小时里，方敏点开监控将近十次。手机架在办公电脑旁边，屏幕一直亮着，画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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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小时里，方敏点开监控将近十次。手机架在办公电脑旁边，屏幕一直亮着，画面是儿子元宝所在的幼儿园教室。广角镜头下，色调有些发白，声音经过网络传输变得断断续续，画面偶尔卡住，定格成模糊的色块。
画面中央，两岁的儿子独坐在椅子上，垂头盯着地板上的积木。其他孩子在边上站成一圈拍手唱歌。方敏盯着小小的身影，手指在屏幕上反复划拉，放大，再放大。由于像素有限，儿子的脸早就模糊成一团。
方敏的心跟着揪了起来。她开始琢磨，“老师为什么不过去拉他一把？其他孩子是不是在排挤他？”
为了换取家长的“放心”，方敏儿子所在的私立幼儿园向家长开放了实时监控权限，能随时观看孩子在园里的一举一动。
起初，方敏觉得，透明的教室给足了家长安全感。但时间越长，看得越频繁，她发现不安和担心并没有消解。屏幕里的每一帧都可能成为新的焦虑来源。
另一端，焦虑也顺着信号延伸，落到了教室里的幼师身上。
在一个360度无死角监控的空间里，原本应该灵活的教学变得小心翼翼，家长的密切注视和越来越精细的要求交叠在一起，让老师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，人人自危。
“不断闪着红点的摄像头”，在老师们眼中，更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枚钟摆，有节律地晃动着，随时准备敲下一场判决。
▲幼儿园的实时监控画面提示，“为了保护孩子隐私和老师正常教学不被打扰，请勿截屏录屏”。 图/受访者提供
“透明”的幼儿园
为了给儿子元宝选一家合适的幼儿园，方敏足足考察了半年。
最后定下来的这家私立园，位于商业综合体三楼。从外面路过，只能看见临街落地窗上贴着厚厚的磨砂膜，里面的一切都被严实地隔绝开。但在方敏的手机里，这所幼儿园是“透明”的。
教室、午睡室、操场，摄像头无处不在。每月交两百块钱，家长就能开通实时监控权限，随时看孩子的一举一动。方敏没有犹豫。把刚满两岁的孩子交到陌生人手里，她太需要这份确定性了，她觉得这两百块，物超所值。
元宝十个月大的时候，方敏重返职场，孩子交由爷爷奶奶照看。和许多隔代抚养的家庭一样，老人对孙辈有无限的宽容和溺爱。方敏下班回家，常看见奶奶端着碗追在元宝后面喂饭，电视开着，孩子一边看一边吃。她觉得这样下去规矩立不起来，科学喂养和早期教育更谈不上。元宝刚满两岁，夫妻俩就决定送他入托。
但元宝性格慢热，不免让方敏有些担心。入园的第一天上午，方敏坐在工位上什么也干不进去。她点开监控App，在十几个个头相仿的孩子里，一眼锁定了儿子。
画面里，其他小朋友围成圆圈，正跟着老师做手指操。元宝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蓝色小凳子上，背对着人群，低头摆弄着积木，推倒，垒高，再推倒。
老师从他身后经过了两次。方敏期待老师停下来，弯下腰，摸摸元宝的头，或者拉着他的小手走进热闹的半圆里。但老师只是扫了一眼，确认元宝没有危险，就走开了。
“元宝好像被孤立了，老师也根本不关注他。”方敏感到一阵恐惧，她快速截屏，把照片发给了丈夫，丈夫安慰她：“一个班那么多小孩，老师怎么照顾得过来，你别太敏感了。”
丈夫的理智没有安抚到方敏。她点开家长群，在对话框里敲了几个字，又删掉。她很想委婉地要求老师多看顾儿子一眼，又怕自己成了老师眼里“事多”的家长，惹来对儿子的隐形针对。
从那天起，监控成了方敏手机里被打开最频繁的软件。她反复查看、拖动进度条，试图从那些断断续续、略带卡顿的画面里，拼凑出儿子在幼儿园里的真实处境。有时候，她会盯着屏幕看上一整个上午。
32岁的程悦也被牢牢困在了屏幕里。
她住在河北邢台，在一家私企做文职，丈夫常年在外地出差。四岁的女儿星星，由她一人照顾，女儿也成了她生活里的全部支点。她觉得，女儿的表达能力还停留在词组阶段，遇到事情，根本无法向大人准确复述。
每天傍晚把星星接回家，程悦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女儿抱到腿上，从头到脚检查一遍，卷起裤腿看膝盖有没有瘀青，撸起袖子查胳膊有没有红印，甚至要凑近闻一闻尿不湿，判断老师有没有及时更换。
“今天在学校开心吗？”程悦问。“开心。”星星答。“吃了什么？”“饭。”“有小朋友打你吗？”“没有。”
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重复。程悦知道从孩子嘴里问不出什么实质内容。“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天里她经历了什么。这种未知让我很慌。”
监控似乎能填补这种“慌”。早上送完孩子，通勤的地铁上看一次。上午十点户外活动，切换到操场摄像头。中午放大画面，盯着女儿手里的勺子，数她吃了几口饭。下午三点午休结束，准时上线，看女儿睡醒后的状态。
“好像停不下来了。”程悦觉得，小小的摄像头，原本是用来缓解分离焦虑的解药，现在却像一张无形的网，把她困住。
▲在程悦的手机上，每个教室、活动区域的情况一览无遗。 图/受访者提供
“唯一的线”
在关于幼儿园实时监控的种种讨论中，“孩子不会表达”是父母们提及频率最高的一句话。
对于低龄儿童来说，世界和语言都是碎片化的。程悦觉得，家长们执意要开通实时监控，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他们把毫无防备能力的孩子交到了陌生人手里，但无法从孩子那里拼凑出一天里真实的反馈。
开通监控前，程悦经历过一次小小的恐慌。有一次，她给女儿星星换衣服，一眼瞥见孩子稚嫩的手背上，有一道大约半厘米长的破皮伤口。她蹲下身，轻声询问星星。星星睁着圆圆的眼睛，毫不犹豫地告诉妈妈：“老师弄的。”
程悦的心瞬间悬了起来。她立刻发微信询问主班老师。几分钟后，老师回复：“可能是下午在操场户外活动时，不小心刮到了。”
但程悦并不完全相信老师的解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她会不受控制地反复思考女儿的话，构建出无数种可能发生的场景——星星在学校里不听话，被老师打了？还是小朋友之间发生了矛盾，老师为了避免承担看护不力的责任，向家长隐瞒真相？
为了终止这种无休止的内耗，程悦交了300块钱，开通了实时监控。她像个耐心的侦探，点开当天的回放，一点点拖动进度条。最终，在操场边缘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答案。画面里，星星正跟着一个同学在草坪上抢皮球。争抢中，她脚下一个踉跄摔倒了，手背恰好蹭到了旁边一棵矮灌木的枯枝。
敏锐的托幼机构嗅到了弥漫在家长群体里深深的“不安全感”。近年来，全国多地均有不少私立托幼机构将实时监控包装成一项“增值服务”推向市场。每个月花上150到300元，家长就能在手机里获得一个随时查探孩子生活的窗口。
起初，这项服务引发过关于隐私权、教师职业尊严的激烈辩论。但这些声音，很快就被家长们的焦虑淹没了。家长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共识：“与其寄希望于家校之间的信任，不如依靠没有死角的监控。”
顾泽诚对这种“防备”有更切身的体会。
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，也是一名单亲爸爸，女儿今年刚满两岁半，被送往离家几公里外的一家私立托育园上小班。每天早上八点，顾泽诚准时送女儿入园，直到晚上六点下班后才能将她接回。
在漫长的十个小时里，顾泽诚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失控感。他会预设各种糟糕的场景：女儿不会表达，那么如果她不舒服了不会说怎么办？如果被抢了玩具只会哭怎么办？
为了弥补这种不在场的无力感，顾泽诚购买了监控服务。在繁忙的工作间隙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只要一有空，就会掏出手机，熟练地滑开屏幕，点进那个监控App，只有看到那个小小的身影安然无恙，他才能继续投入工作。
家长们的紧张，并不仅仅出于分离焦虑。
近年来，关于幼儿园和托育机构的负面新闻屡屡见报。从早年间引发轩然大波的“喂药”事件、“扎针”丑闻，再到社交媒体上隔三岔五就会爆出的，孩子在幼儿园遭遇隐秘霸凌的经历。这些动态，死死地楔进了家长们的记忆里，摧毁了他们对教育机构的信任。
顾泽诚还记得，女儿刚满一岁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篇幼儿园老师针扎幼儿的报道。从那以后，顾泽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“惊弓之鸟”式的家长。只要女儿回家后情绪不高，他就会条件反射打开监控回放，一帧帧审视每一个画面，试图找出那个可能并不存在的“坏人”。
“我知道大部分老师是好的，但我没办法不去想那个万一。”他承认，这种全天候的“盯梢”让他精神疲惫，但他别无它法。“孩子迈进学校大门那一刻，监控是我能重新连上她的唯一一根线。”
在记者的采访中，几乎没有家长愿意承认这种全天候的监控等同于“不信任老师”。在他们的叙述中，这更像是一种对“确认感”的索取，“只要能确认孩子是安全的，就好。”
▲家长的手机监控画面。 图/受访者提供
疲惫的幼教
“老师，我家孩子午睡时是不是又踢被子了？监控里看着好像没盖好。”
“老师，刚才户外活动，我家孩子怎么一直在队伍最后面？”
“老师，你们班空调是不是开太冷了？我看孩子一直在搓手臂。”
中午12:30，26岁的幼儿园老师陈雨薇靠在门边的墙上，终于有时间掏出手机。屏幕亮起，消息争先恐后地弹了出来。
这些来自家长的消息，往往不会止步于简单的询问，后面通常还跟着更为细致具体的要求：希望老师在集体活动时多关注孩子，希望老师多提问孩子，希望多带孩子上几趟厕所，希望孩子喝水时帮忙试一下水温……
午休原本是陈雨薇一天里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，现在却被不断的消息填满了。她需要先确认二十几个孩子都已经平稳入睡了，才能退回角落，逐条翻看，斟酌措辞，一一回复。有时候这种沟通会持续到夜里十一点。
陈雨薇入行四年了。读大学时，她系统学过蒙台梭利理念和奥尔夫音乐教育。在她原本的构想里，幼师是一份美好、充满创造力的职业，自己会是一个引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好向导。
但四年的工作，像一块粗糙的砂纸，一点点磨平了那些理想主义。她越来越觉得，自己更像是一个高级保姆。
她发现，大多数家长其实并不在乎科学的教育理念，也很少真正关心老师有没有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。家长们的视线，几乎全部聚焦于孩子最原始的安全与生理需求上，吃了几碗饭？有没有被其他小朋友欺负？老师有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视线的中心？
陈雨薇的工资每月五千多元，但她觉得自己每天付出的精力，却远远超出了法定八小时。每天早上七点半，她必须准时到岗，面带微笑迎接每一个入园的孩子，直到晚上六点，最后一个孩子被接走，她才能暂时喘口气。
更多时候，下班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。写教案、做环创手工，还有手机里随时会亮起的家长私信，织成了一张令人窒息的网。陈雨薇说，在幼教行业，这种隐秘的情绪消耗极少被算进职业成本。
而实时监控的普及，将幼师们本就紧绷的神经，又向极限推进了一步。
在陈雨薇的感受里，教室角落里的那枚摄像头，像一条无形的锁链，把老师和孩子共同拴在了一个被长期凝视的位置，“监控并没有让沟通变得更顺畅，反而让沟通的成本成倍增加了。”
她说，大多数家长的语气是客气礼貌的，但为了监控画面里某个细节，争论依然会发生。曾有家长将监控里自认为不妥的片段录屏，直接抛到社交平台上，在缺乏前因后果的网络语境里，几秒钟的片段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针对幼师的网暴。
▲观看监控的家长可以实时看到教室中每一个孩子。 图/受访者提供
“和孩子之间柔软的连接断掉了”
去年十月发生的一场意外，成了陈雨薇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
有一天午睡时间，班上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在小床上翻来覆去，脚时不时蹬在木床板上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。陈雨薇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半蹲在床边，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。但小男孩反而更兴奋了，翻身趴在床上，噘起屁股冲她做起鬼脸。
陈雨薇压低声音，继续小声提醒男孩该睡了。男孩反而变本加厉地跳起来，用力踩踏床垫，发出的声响瞬间惊醒了旁边几个好不容易才睡着的孩子。
男孩通过不断地破坏，反复试探老师的底线。陈雨薇有点生气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控制着情绪，继续试图安慰孩子：“如果实在睡不着，你可以安静地躺着，但是绝对不能影响别的小朋友。大家都需要睡觉才能长高。”
男孩依旧不买账，忽然在小床上坐直了身体，大声嚷着：“我要喝水！”
陈雨薇下意识地抬起头，看了一眼墙角的摄像头。她觉得，此时此刻，在那枚黑色的镜头背后，男孩的父母极有可能正紧盯着手机屏幕，审视着她将如何应对这个局面。
她不能流露出一点不耐烦，不能拔高音量，甚至连皱眉的表情都要克制。她努力挤出一个温和的笑脸，妥协了：“好，老师现在去给你倒水，但喝完以后要乖乖躺好。”说完，转身走向几步之外的饮水机。
背对小床一瞬间，身后突然传来“咚”的一声，紧接着是哇的一声啼哭。男孩试图从床上跳下来，不慎踩空，额头磕在了床角上。哭声瞬间在安静的午睡室里炸开，被惊醒的孩子们跟着哭了起来。
监控记录下了这一切。
那天放学后，陈雨薇在园长办公室里待了很久。园长告诉她，男孩的家长情绪激动，投诉电话直接打到了园办。对方看了监控回放，咬定是老师没有照顾好，才导致孩子受伤，要求园方给个说法。
陈雨薇是一个骨子里有些较真的人。她不断还原当时的情况，解释男孩是如何调皮、自己又是如何为了满足他喝水的需求才离开。但园长打断了她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她，“只要孩子在你的班上出了问题，老师就一定有责任。”
类似的事情经历得多了，陈雨薇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。
按照她所学的教育理念，当一个孩子为了试探底线而不断破坏规则时，作为教育者，老师最应该做的是及时、明确地指出他的错误，给予适度的纠正，并引导儿童建立正确的规则意识。
但在无死角的监控探头下，陈雨薇不敢这样做了。
她开始在镜头前刻意保持微笑，用口令指挥孩子们排队、吃饭、睡觉。只要自己不出错，这一天就算平安度过。哪怕她看到某个孩子正在养成坏习惯，只要不涉及流血受伤的安全隐患，她也会选择视而不见，“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家长们的投诉变少了。但代价是，她清楚地感觉到，自己和孩子们之间，那种原本柔软、亲密的连接，断掉了。
陈雨薇不再喜欢这份工作。她利用下班时间报了班，开始自学美术，想着等攒够了学费就辞职，去国外读研，学艺术。
隐蔽的伤害
37岁的主班老师王珊，做幼教12年了。
她还记得自己刚做幼师的样子。那时候，户外活动意味着释放，她喜欢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疯跑，踢球、玩捉迷藏或者追逐游戏。孩子的笑声很大，甚至能传到隔壁居民楼的阳台上。“那时候，摔跤是童年的一部分，拍拍土就能站起来，老师和家长都不会因此大惊小怪。”
现在她不敢这样做了。“万一摔了，有些家长会立马质问，老师你在干什么？”
“不敢”，几乎成了幼教行业的集体共识。这些年，王珊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变化。过去孩子在户外活动时或者教室里摔伤，家长打来电话，通常是问伤得重不重。而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家长的第一句话往往是：“是怎么摔的？老师当时在哪里？”
在这种逻辑下，老师们在任何教学活动中都只能选择将风险降到最低，教学变得越来越保守，活动空间越来越有限。
从事儿童心理教育工作的张晓将这种心理状态定义为“被动型表演”。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处于持续且严密的观察中时，其行为动机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扭转，从“如何把事情做好”，变成“如何让自己别出错”。
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下，人的本能反应和创造力会被逐渐抑制，变得刻板、小心翼翼。对老师来说，加速了职业倦怠。而对孩子们来说，代价更为隐秘，这意味着他们正处在一个被“净化”过度的教育环境中。“这里只有绝对的安全，没有必要的冒险。只有标准化的正确，没有自发的探索。”张晓说。
张晓认为，这种过度保护对儿童而言，弊远大于利。她提到，如果成人出于安全顾虑，不断限制儿童的自由探索，孩子就会丧失发展风险评估和处理社交冲突的能力。一个在玩耍时从未体验过轻微磕碰的孩子，永远无法真正学会如何保护自己。
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，正在催生一种“表演型童年”。原本应该纯粹释放天性的两三岁幼童，也开始隐约萌生出一种意识——“有人在看着我。”孩子们被迫过早地学会了“被观看下的自我管理”，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们真实自我的形成。
实际上，在这套由摄像头维系的“安全感”里，各种矛盾随时爆发。
江西一家托育机构的园长黄毓萍见过太多由此引发的摩擦。她提到，自从实时监控权限开放后，教室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教学场所，变成了一个全天候开放的直播间。家长与老师之间的拉锯战，从不间断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一种隐秘的不安开始在家长群体中蔓延。他们意识到，当自己点开手机，通过广角镜头观看自家孩子午睡、换衣服甚至上厕所时，屏幕另一端，可能有二十多个陌生的成年人，也在注视着这一切。家长们在试图保护自家孩子的同时，也侵犯了其他孩子的边界。
黄毓萍开始重新审视监控的意义。
2024年，黄毓萍决定做一次“逆流”的尝试。她取消了实时监控，改为一种折中的方案：每天下午五点放学后，家长如果确实有疑虑，可以申请回看当天的录像片段，但时间严格控制在十五分钟以内。
最初，黄毓萍做好了迎接风暴的准备。她预想过投诉、闹事，甚至可能到来的退园潮。但新规执行的第一个学期，全园只有寥寥几位家长申请了回看。到了第二学期，这个数字变成了零。更让她意外的是，家长们的满意度不降反升。
黄毓萍后来复盘，“这其实是一次双向筛选。”虽然第一年因为这项规定流失了一些潜在生源，但留下来的家长，表现出了更高的稳定性和包容度，“愿意接受这种模式的家长，更倾向于通过人与人的接触、真实的反馈来建立信任，而不是依赖一块冷冰冰的屏幕。”
在她看来，家长对监控的渴求，本质上是对“知情权”的索取。但知情的载体有很多，文字、图片、面对面的交谈，哪怕只是放学接送孩子时，老师的一句“今天孩子吃得睡得都不错”，就能填补家长心中的不安。
“监控是所有知情方式中，成本最高、副作用最大的一种。”黄毓萍说，“因为它在提供实时画面的同时，也剥夺了儿童教育里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容错空间。”
此后，黄毓萍在园里推行了一种更主动的沟通模式。哪怕孩子只是在操场上蹭破了一点皮，和同学之间有了些小矛盾，老师也要在家长通过孩子发现之前，第一时间告知情况。这种主动交出信息权的做法，极大缓解了家长对“信息黑洞”的恐惧。
另一方面，制度层面也在进步。2025年以来，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开始试点“监控分级开放”，要求幼儿园安装监控，用于内部安全管理，以及发生安全事故后“回放”认定责任，保障幼儿在园安全，防患虐童等问题。明确禁止幼儿园向家长开放实时监控，更不得收取所谓的查看实时监控费。
对程悦来说，彻底学会放手还需要时间，但她已经决定先放过自己。
在按下卸载键的那个瞬间，程悦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轻盈。她这样在心里开解自己：“如果你真的不相信老师、不相信这个环境，看一万次监控也救不了孩子。而如果你决定相信，最好的选择，就是把自由还给孩子，也把生活还给自己。”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程悦、方敏为化名）
半小时里，方敏点开监控将近十次。手机架在办公电脑旁边，屏幕一直亮着，画面是儿子元宝所在的幼儿园教室。广角镜头下，色调有些发白，声音经过网络传输变得断断续续，画面偶尔卡住，定格成模糊的色块。
画面中央，两岁的儿子独坐在椅子上，垂头盯着地板上的积木。其他孩子在边上站成一圈拍手唱歌。方敏盯着小小的身影，手指在屏幕上反复划拉，放大，再放大。由于像素有限，儿子的脸早就模糊成一团。
方敏的心跟着揪了起来。她开始琢磨，“老师为什么不过去拉他一把？其他孩子是不是在排挤他？”
为了换取家长的“放心”，方敏儿子所在的私立幼儿园向家长开放了实时监控权限，能随时观看孩子在园里的一举一动。
起初，方敏觉得，透明的教室给足了家长安全感。但时间越长，看得越频繁，她发现不安和担心并没有消解。屏幕里的每一帧都可能成为新的焦虑来源。
另一端，焦虑也顺着信号延伸，落到了教室里的幼师身上。
在一个360度无死角监控的空间里，原本应该灵活的教学变得小心翼翼，家长的密切注视和越来越精细的要求交叠在一起，让老师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，人人自危。
“不断闪着红点的摄像头”，在老师们眼中，更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枚钟摆，有节律地晃动着，随时准备敲下一场判决。
为了给儿子元宝选一家合适的幼儿园，方敏足足考察了半年。
最后定下来的这家私立园，位于商业综合体三楼。从外面路过，只能看见临街落地窗上贴着厚厚的磨砂膜，里面的一切都被严实地隔绝开。但在方敏的手机里，这所幼儿园是“透明”的。
教室、午睡室、操场，摄像头无处不在。每月交两百块钱，家长就能开通实时监控权限，随时看孩子的一举一动。方敏没有犹豫。把刚满两岁的孩子交到陌生人手里，她太需要这份确定性了，她觉得这两百块，物超所值。
元宝十个月大的时候，方敏重返职场，孩子交由爷爷奶奶照看。和许多隔代抚养的家庭一样，老人对孙辈有无限的宽容和溺爱。方敏下班回家，常看见奶奶端着碗追在元宝后面喂饭，电视开着，孩子一边看一边吃。她觉得这样下去规矩立不起来，科学喂养和早期教育更谈不上。元宝刚满两岁，夫妻俩就决定送他入托。
但元宝性格慢热，不免让方敏有些担心。入园的第一天上午，方敏坐在工位上什么也干不进去。她点开监控App，在十几个个头相仿的孩子里，一眼锁定了儿子。
画面里，其他小朋友围成圆圈，正跟着老师做手指操。元宝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蓝色小凳子上，背对着人群，低头摆弄着积木，推倒，垒高，再推倒。
老师从他身后经过了两次。方敏期待老师停下来，弯下腰，摸摸元宝的头，或者拉着他的小手走进热闹的半圆里。但老师只是扫了一眼，确认元宝没有危险，就走开了。
“元宝好像被孤立了，老师也根本不关注他。”方敏感到一阵恐惧，她快速截屏，把照片发给了丈夫，丈夫安慰她：“一个班那么多小孩，老师怎么照顾得过来，你别太敏感了。”
丈夫的理智没有安抚到方敏。她点开家长群，在对话框里敲了几个字，又删掉。她很想委婉地要求老师多看顾儿子一眼，又怕自己成了老师眼里“事多”的家长，惹来对儿子的隐形针对。
从那天起，监控成了方敏手机里被打开最频繁的软件。她反复查看、拖动进度条，试图从那些断断续续、略带卡顿的画面里，拼凑出儿子在幼儿园里的真实处境。有时候，她会盯着屏幕看上一整个上午。
32岁的程悦也被牢牢困在了屏幕里。
她住在河北邢台，在一家私企做文职，丈夫常年在外地出差。四岁的女儿星星，由她一人照顾，女儿也成了她生活里的全部支点。她觉得，女儿的表达能力还停留在词组阶段，遇到事情，根本无法向大人准确复述。
每天傍晚把星星接回家，程悦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女儿抱到腿上，从头到脚检查一遍，卷起裤腿看膝盖有没有瘀青，撸起袖子查胳膊有没有红印，甚至要凑近闻一闻尿不湿，判断老师有没有及时更换。
“今天在学校开心吗？”程悦问。“开心。”星星答。“吃了什么？”“饭。”“有小朋友打你吗？”“没有。”
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重复。程悦知道从孩子嘴里问不出什么实质内容。“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天里她经历了什么。这种未知让我很慌。”
监控似乎能填补这种“慌”。早上送完孩子，通勤的地铁上看一次。上午十点户外活动，切换到操场摄像头。中午放大画面，盯着女儿手里的勺子，数她吃了几口饭。下午三点午休结束，准时上线，看女儿睡醒后的状态。
“好像停不下来了。”程悦觉得，小小的摄像头，原本是用来缓解分离焦虑的解药，现在却像一张无形的网，把她困住。
在关于幼儿园实时监控的种种讨论中，“孩子不会表达”是父母们提及频率最高的一句话。
对于低龄儿童来说，世界和语言都是碎片化的。程悦觉得，家长们执意要开通实时监控，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他们把毫无防备能力的孩子交到了陌生人手里，但无法从孩子那里拼凑出一天里真实的反馈。
开通监控前，程悦经历过一次小小的恐慌。有一次，她给女儿星星换衣服，一眼瞥见孩子稚嫩的手背上，有一道大约半厘米长的破皮伤口。她蹲下身，轻声询问星星。星星睁着圆圆的眼睛，毫不犹豫地告诉妈妈：“老师弄的。”
程悦的心瞬间悬了起来。她立刻发微信询问主班老师。几分钟后，老师回复：“可能是下午在操场户外活动时，不小心刮到了。”
但程悦并不完全相信老师的解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她会不受控制地反复思考女儿的话，构建出无数种可能发生的场景——星星在学校里不听话，被老师打了？还是小朋友之间发生了矛盾，老师为了避免承担看护不力的责任，向家长隐瞒真相？
为了终止这种无休止的内耗，程悦交了300块钱，开通了实时监控。她像个耐心的侦探，点开当天的回放，一点点拖动进度条。最终，在操场边缘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答案。画面里，星星正跟着一个同学在草坪上抢皮球。争抢中，她脚下一个踉跄摔倒了，手背恰好蹭到了旁边一棵矮灌木的枯枝。
敏锐的托幼机构嗅到了弥漫在家长群体里深深的“不安全感”。近年来，全国多地均有不少私立托幼机构将实时监控包装成一项“增值服务”推向市场。每个月花上150到300元，家长就能在手机里获得一个随时查探孩子生活的窗口。
起初，这项服务引发过关于隐私权、教师职业尊严的激烈辩论。但这些声音，很快就被家长们的焦虑淹没了。家长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共识：“与其寄希望于家校之间的信任，不如依靠没有死角的监控。”
顾泽诚对这种“防备”有更切身的体会。
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，也是一名单亲爸爸，女儿今年刚满两岁半，被送往离家几公里外的一家私立托育园上小班。每天早上八点，顾泽诚准时送女儿入园，直到晚上六点下班后才能将她接回。
在漫长的十个小时里，顾泽诚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失控感。他会预设各种糟糕的场景：女儿不会表达，那么如果她不舒服了不会说怎么办？如果被抢了玩具只会哭怎么办？
为了弥补这种不在场的无力感，顾泽诚购买了监控服务。在繁忙的工作间隙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只要一有空，就会掏出手机，熟练地滑开屏幕，点进那个监控App，只有看到那个小小的身影安然无恙，他才能继续投入工作。
家长们的紧张，并不仅仅出于分离焦虑。
近年来，关于幼儿园和托育机构的负面新闻屡屡见报。从早年间引发轩然大波的“喂药”事件、“扎针”丑闻，再到社交媒体上隔三岔五就会爆出的，孩子在幼儿园遭遇隐秘霸凌的经历。这些动态，死死地楔进了家长们的记忆里，摧毁了他们对教育机构的信任。
顾泽诚还记得，女儿刚满一岁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篇幼儿园老师针扎幼儿的报道。从那以后，顾泽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“惊弓之鸟”式的家长。只要女儿回家后情绪不高，他就会条件反射打开监控回放，一帧帧审视每一个画面，试图找出那个可能并不存在的“坏人”。
“我知道大部分老师是好的，但我没办法不去想那个万一。”他承认，这种全天候的“盯梢”让他精神疲惫，但他别无它法。“孩子迈进学校大门那一刻，监控是我能重新连上她的唯一一根线。”
在记者的采访中，几乎没有家长愿意承认这种全天候的监控等同于“不信任老师”。在他们的叙述中，这更像是一种对“确认感”的索取，“只要能确认孩子是安全的，就好。”
“老师，我家孩子午睡时是不是又踢被子了？监控里看着好像没盖好。”
“老师，刚才户外活动，我家孩子怎么一直在队伍最后面？”
“老师，你们班空调是不是开太冷了？我看孩子一直在搓手臂。”
中午12:30，26岁的幼儿园老师陈雨薇靠在门边的墙上，终于有时间掏出手机。屏幕亮起，消息争先恐后地弹了出来。
这些来自家长的消息，往往不会止步于简单的询问，后面通常还跟着更为细致具体的要求：希望老师在集体活动时多关注孩子，希望老师多提问孩子，希望多带孩子上几趟厕所，希望孩子喝水时帮忙试一下水温……
午休原本是陈雨薇一天里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，现在却被不断的消息填满了。她需要先确认二十几个孩子都已经平稳入睡了，才能退回角落，逐条翻看，斟酌措辞，一一回复。有时候这种沟通会持续到夜里十一点。
陈雨薇入行四年了。读大学时，她系统学过蒙台梭利理念和奥尔夫音乐教育。在她原本的构想里，幼师是一份美好、充满创造力的职业，自己会是一个引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好向导。
但四年的工作，像一块粗糙的砂纸，一点点磨平了那些理想主义。她越来越觉得，自己更像是一个高级保姆。
她发现，大多数家长其实并不在乎科学的教育理念，也很少真正关心老师有没有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。家长们的视线，几乎全部聚焦于孩子最原始的安全与生理需求上，吃了几碗饭？有没有被其他小朋友欺负？老师有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视线的中心？
陈雨薇的工资每月五千多元，但她觉得自己每天付出的精力，却远远超出了法定八小时。每天早上七点半，她必须准时到岗，面带微笑迎接每一个入园的孩子，直到晚上六点，最后一个孩子被接走，她才能暂时喘口气。
更多时候，下班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。写教案、做环创手工，还有手机里随时会亮起的家长私信，织成了一张令人窒息的网。陈雨薇说，在幼教行业，这种隐秘的情绪消耗极少被算进职业成本。
而实时监控的普及，将幼师们本就紧绷的神经，又向极限推进了一步。
在陈雨薇的感受里，教室角落里的那枚摄像头，像一条无形的锁链，把老师和孩子共同拴在了一个被长期凝视的位置，“监控并没有让沟通变得更顺畅，反而让沟通的成本成倍增加了。”
她说，大多数家长的语气是客气礼貌的，但为了监控画面里某个细节，争论依然会发生。曾有家长将监控里自认为不妥的片段录屏，直接抛到社交平台上，在缺乏前因后果的网络语境里，几秒钟的片段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针对幼师的网暴。
去年十月发生的一场意外，成了陈雨薇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
有一天午睡时间，班上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在小床上翻来覆去，脚时不时蹬在木床板上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。陈雨薇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半蹲在床边，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。但小男孩反而更兴奋了，翻身趴在床上，噘起屁股冲她做起鬼脸。
陈雨薇压低声音，继续小声提醒男孩该睡了。男孩反而变本加厉地跳起来，用力踩踏床垫，发出的声响瞬间惊醒了旁边几个好不容易才睡着的孩子。
男孩通过不断地破坏，反复试探老师的底线。陈雨薇有点生气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控制着情绪，继续试图安慰孩子：“如果实在睡不着，你可以安静地躺着，但是绝对不能影响别的小朋友。大家都需要睡觉才能长高。”
男孩依旧不买账，忽然在小床上坐直了身体，大声嚷着：“我要喝水！”
陈雨薇下意识地抬起头，看了一眼墙角的摄像头。她觉得，此时此刻，在那枚黑色的镜头背后，男孩的父母极有可能正紧盯着手机屏幕，审视着她将如何应对这个局面。
她不能流露出一点不耐烦，不能拔高音量，甚至连皱眉的表情都要克制。她努力挤出一个温和的笑脸，妥协了：“好，老师现在去给你倒水，但喝完以后要乖乖躺好。”说完，转身走向几步之外的饮水机。
背对小床一瞬间，身后突然传来“咚”的一声，紧接着是哇的一声啼哭。男孩试图从床上跳下来，不慎踩空，额头磕在了床角上。哭声瞬间在安静的午睡室里炸开，被惊醒的孩子们跟着哭了起来。
监控记录下了这一切。
那天放学后，陈雨薇在园长办公室里待了很久。园长告诉她，男孩的家长情绪激动，投诉电话直接打到了园办。对方看了监控回放，咬定是老师没有照顾好，才导致孩子受伤，要求园方给个说法。
陈雨薇是一个骨子里有些较真的人。她不断还原当时的情况，解释男孩是如何调皮、自己又是如何为了满足他喝水的需求才离开。但园长打断了她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她，“只要孩子在你的班上出了问题，老师就一定有责任。”
类似的事情经历得多了，陈雨薇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。
按照她所学的教育理念，当一个孩子为了试探底线而不断破坏规则时，作为教育者，老师最应该做的是及时、明确地指出他的错误，给予适度的纠正，并引导儿童建立正确的规则意识。
但在无死角的监控探头下，陈雨薇不敢这样做了。
她开始在镜头前刻意保持微笑，用口令指挥孩子们排队、吃饭、睡觉。只要自己不出错，这一天就算平安度过。哪怕她看到某个孩子正在养成坏习惯，只要不涉及流血受伤的安全隐患，她也会选择视而不见，“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家长们的投诉变少了。但代价是，她清楚地感觉到，自己和孩子们之间，那种原本柔软、亲密的连接，断掉了。
陈雨薇不再喜欢这份工作。她利用下班时间报了班，开始自学美术，想着等攒够了学费就辞职，去国外读研，学艺术。
隐蔽的伤害
37岁的主班老师王珊，做幼教12年了。
她还记得自己刚做幼师的样子。那时候，户外活动意味着释放，她喜欢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疯跑，踢球、玩捉迷藏或者追逐游戏。孩子的笑声很大，甚至能传到隔壁居民楼的阳台上。“那时候，摔跤是童年的一部分，拍拍土就能站起来，老师和家长都不会因此大惊小怪。”
现在她不敢这样做了。“万一摔了，有些家长会立马质问，老师你在干什么？”
“不敢”，几乎成了幼教行业的集体共识。这些年，王珊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变化。过去孩子在户外活动时或者教室里摔伤，家长打来电话，通常是问伤得重不重。而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家长的第一句话往往是：“是怎么摔的？老师当时在哪里？”
在这种逻辑下，老师们在任何教学活动中都只能选择将风险降到最低，教学变得越来越保守，活动空间越来越有限。
从事儿童心理教育工作的张晓将这种心理状态定义为“被动型表演”。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处于持续且严密的观察中时，其行为动机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扭转，从“如何把事情做好”，变成“如何让自己别出错”。
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下，人的本能反应和创造力会被逐渐抑制，变得刻板、小心翼翼。对老师来说，加速了职业倦怠。而对孩子们来说，代价更为隐秘，这意味着他们正处在一个被“净化”过度的教育环境中。“这里只有绝对的安全，没有必要的冒险。只有标准化的正确，没有自发的探索。”张晓说。
张晓认为，这种过度保护对儿童而言，弊远大于利。她提到，如果成人出于安全顾虑，不断限制儿童的自由探索，孩子就会丧失发展风险评估和处理社交冲突的能力。一个在玩耍时从未体验过轻微磕碰的孩子，永远无法真正学会如何保护自己。
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，正在催生一种“表演型童年”。原本应该纯粹释放天性的两三岁幼童，也开始隐约萌生出一种意识——“有人在看着我。”孩子们被迫过早地学会了“被观看下的自我管理”，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们真实自我的形成。
实际上，在这套由摄像头维系的“安全感”里，各种矛盾随时爆发。
江西一家托育机构的园长黄毓萍见过太多由此引发的摩擦。她提到，自从实时监控权限开放后，教室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教学场所，变成了一个全天候开放的直播间。家长与老师之间的拉锯战，从不间断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一种隐秘的不安开始在家长群体中蔓延。他们意识到，当自己点开手机，通过广角镜头观看自家孩子午睡、换衣服甚至上厕所时，屏幕另一端，可能有二十多个陌生的成年人，也在注视着这一切。家长们在试图保护自家孩子的同时，也侵犯了其他孩子的边界。
黄毓萍开始重新审视监控的意义。
2024年，黄毓萍决定做一次“逆流”的尝试。她取消了实时监控，改为一种折中的方案：每天下午五点放学后，家长如果确实有疑虑，可以申请回看当天的录像片段，但时间严格控制在十五分钟以内。
最初，黄毓萍做好了迎接风暴的准备。她预想过投诉、闹事，甚至可能到来的退园潮。但新规执行的第一个学期，全园只有寥寥几位家长申请了回看。到了第二学期，这个数字变成了零。更让她意外的是，家长们的满意度不降反升。
黄毓萍后来复盘，“这其实是一次双向筛选。”虽然第一年因为这项规定流失了一些潜在生源，但留下来的家长，表现出了更高的稳定性和包容度，“愿意接受这种模式的家长，更倾向于通过人与人的接触、真实的反馈来建立信任，而不是依赖一块冷冰冰的屏幕。”
在她看来，家长对监控的渴求，本质上是对“知情权”的索取。但知情的载体有很多，文字、图片、面对面的交谈，哪怕只是放学接送孩子时，老师的一句“今天孩子吃得睡得都不错”，就能填补家长心中的不安。
“监控是所有知情方式中，成本最高、副作用最大的一种。”黄毓萍说，“因为它在提供实时画面的同时，也剥夺了儿童教育里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容错空间。”
此后，黄毓萍在园里推行了一种更主动的沟通模式。哪怕孩子只是在操场上蹭破了一点皮，和同学之间有了些小矛盾，老师也要在家长通过孩子发现之前，第一时间告知情况。这种主动交出信息权的做法，极大缓解了家长对“信息黑洞”的恐惧。
另一方面，制度层面也在进步。2025年以来，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开始试点“监控分级开放”，要求幼儿园安装监控，用于内部安全管理，以及发生安全事故后“回放”认定责任，保障幼儿在园安全，防患虐童等问题。明确禁止幼儿园向家长开放实时监控，更不得收取所谓的查看实时监控费。
对程悦来说，彻底学会放手还需要时间，但她已经决定先放过自己。
在按下卸载键的那个瞬间，程悦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轻盈。她这样在心里开解自己：“如果你真的不相信老师、不相信这个环境，看一万次监控也救不了孩子。而如果你决定相信，最好的选择，就是把自由还给孩子，也把生活还给自己。”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程悦、方敏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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